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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變革后北京各階層群體社會追求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來源:蘭臺世界 作者:劉玉琪
            發布于:2021-03-31 共6550字

              摘要:戊戌變法的內容集中在政治變革上,雖然失敗,但是對社會后續的變革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次大型變革,它同樣也是波及社會大眾各個方面的運動。本文從維新人士對社會改良的條令、底層民眾和精英群體的相互影響中加以討論,進而闡釋:北京上層社會群體與底層大眾在歷經變革后基于其生存狀況而形成的社會追求;社會生活方式的轉變與整個社會形態改變和文化觀念轉變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晚清; 戊戌變法; 北京; 社會變革; 生活方式;

              The Wuxu(1898) Reform and Social Life in Beijing

              Liu Yuqi

              Abstract:The content of the Wuxu Reform focused on political reform, though failed, i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ubsequent changes of the society. As a large change in modern China, it was also spread to various social aspec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octrines of social reform by reformists and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elite groups and common people, and then illustrates the social pursuit of upper social groups and lower-class people in Beijing after the change based on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the way of social life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form and cultural conception.

              一、維新人士對改變社會大眾生活方式的構思

              自1897年康有為到達北京后,次年1月24日與李鴻章、榮祿以及翁同龢等高級官員進行會晤時,康氏即大膽宣稱,“祖宗之法”需要改變,中國的“法律官制”應予廢除。康有為在《物質救國論》中提到:“國民的風氣,侈居為上,侈衣次之,侈食為下。這亦是我國民不可不猛醒也。”[1]在康有為看來,出現奢侈之風最嚴重的三個部分:房屋、衣服、宴飲,最應是在大眾生活中所改革的重點內容。

              為了盡快肅清舊勢力對變法的阻礙,康氏上奏光緒皇帝,奏請在全國推行斷發易服制度。他明確提出:“自古大有為之君,必善審時勢之宜,非變通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國,且非改視易聽,不足以一國民之趨向,振國民之精神。今時今日,世局變化已迫人不得不變易發服: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于尚同,而吾以一國衣服讀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且今物質修明,尤尚機器,辮發長垂,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發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垂辮既易污衣,而蓄發尤增多垢,衣污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衛生非宜,梳刮則費時甚多,若在國外,為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辱,斥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2]

              康有為認為:“夫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但在通時變以宜民耳。”“且夫立國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誠不在乎服制也。”光緒帝如若要重振清廷,必當效法中外明君之行為,“發尚武之風,躍躍欲振,更新之氣,光徹大新”[3]。

              此外,康氏又一關注點在婦女的身體解放,焦點集中在與婦女身體解放密切相關的纏足現象上。他認為“纏足”是破損肌膚的一種行為,其傷身猶如剜足的刑法。在《請禁婦女裹足折》中,他指出:“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剜刑,終身痛楚,一成不變,此真萬國所無,而尤為圣王所不容也。”[4]同時,纏足會使“血氣不流,氣息污穢,足疾易作,上傳身體,或流傳子孫”[5]。在這里,康氏將纏足和現代文明中的衛生相聯系,這種觀念的引申是戊戌時期的首創。將纏足的過程和結果直接引申到現代衛生觀念,是戊戌知識分子的首創。康有為還借此將中西方人體身體情況進行對比,他說:“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為其母不裹足,故傳種易強也。今當舉國征兵之世,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6]

              他強調“女子與男子衣服裝飾當同”,是女子獨立的先決條件。女子與男子異服是因為:“女子為男子私有之物,但供男子玩弄,故穿耳、裹足、細腰、黑齒、剃眉、敷黛、施脂、抹粉、詭髻、步搖,不惜損壞身體以供男子一日之娛,況于衣服,其安得不別有體制以供玩弄耶?”結論當然是:“故男子尚素樸而女子尚華采,皆以著玩弄議。”[7]

              其次,在對時間的認識上,維新人士有了對時空觀新的審視。這表現在熊希齡創辦的“延年會”上。在中國古代的社會群體中,人們對于時間的流逝并沒無具體把控,對時間的崇拜也僅限于極少數的士大夫群體。熊希齡在開辦的延年會上,表明其宗旨:“天無年,無可延也;人有年,可自人延之也。”[8]也就是倡導在個人有限的生命里自我進行時間的安排,做更多有益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或芝菌導印,熊經鳥伸,或丹餌服食,玉漿甘露”[9]的延年之術。戊戌領導者們對這一概念的新定義在具體執行上體現在之后梁啟超《新民議》中的《禁早婚議》,梁氏指出:“社會學公理,凡生物應于進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暫各異。進化者之達于成熟,其所歷歲月必多,以人與鳥獸較,其遲速彰然矣。雖同為人類,亦莫不然,劣者速熟,優者晚成,而優劣之數,常與婚媾之遲早成比例。”[10]梁氏認為婚姻的時間應在人們學成之后,成為“優者”,對于婚嫁時間的考量也成為現代文明的較量。

              最后,是維新人士對全國教育改革的構想。清代早期,全國各大書院受到政府控制,且嚴令禁止社會政治性質的學習和議論,至此保有中國幾千年思想活力的書院就失去了在國家政治上的重要性。而之后,到了19世紀初期開設的書院,如廣州的學海堂和杭州的詁經精舍,可以從中看到儒家學術某些復興的跡象[11]。即使是在19世紀40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改革之風,也并沒有觸及多數書院中長期不變的學習生活。這種情況在19世紀90年代發生了重大變化,士大夫們開始改組書院并創辦新學堂,倡導者是一些省級官員,如張之洞、盛宣懷、廖壽豐和江標。之后1896—1898年,教育改革之風席卷全國,最后體現在百日維新期間修改考試制度和建立全國學校體系的全面努力中[12]。即使維新運動結果是以失敗告終,但對已經有所變動的教育改革并無更改,從這一點上,可以說之后廢除科舉以及教育制度的根本變革皆與維新運動有關聯。

              二、維新變法對大眾生活的作用體現

              西方文化對中國等級秩序的沖擊表現在日漸擁有巨額財富的商人終于可以僭越幾千年來各種“祖宗之法”。競奢之風即盛行開來,魏源《都中吟》:“纏頭金帛如云堆,人海錙塵無處浣。聊憑歌舞恣消遣,始笑西湖風月游。”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很多商鋪為了躲避戰亂關門停業,但是“飯莊戲園依然逐日常開,嬉游佚樂之徒,猶是滿堂滿室”,議和之后“仍復恬嬉”[13]。奢侈享樂的娛樂活動皆需要大量金錢支撐,這些背后又進一步加劇了官商勾結,賄賂公行。戊戌變法在上層社會掀起了巨大的思想浪潮,但是北京作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沿海通商城市相比,社會大眾在生活方式上的改變較小。

              首先在服飾上,中國本就是等級制度特別嚴明的國家,中國的服飾禮制不僅高度細密,還是高度“數字化”的。服飾上面充分運用數列手段,對服飾要素——如尺寸、質料、色澤、圖樣、飾物等———做等級安排。“數字化”也是很早在中國禮制中有記載,以大量采用十二、九、七、五、三、一或八、六、四、二之類的數列來安排禮文,是所謂禮數[14]。布羅代爾說:“在西方,社會地位最細微的上升都要反映在服裝上。”[15]清晚期,來華的西方人士,都得花費力氣弄清各種服飾的不同等級意義[16]。清代統治者制定的輿服制度處處體現著嚴格的等級內涵,但是其煩瑣精細程度也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順治九年(1652)定制《服色肩輿永例》之后,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皇帝親諭:“服色品章,昭一代之典則,朝祭所御,禮法攸關,所系尤重,既已定為成憲,遵守百有余年。”[17]并通過這一規定,將各式官服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公大臣、各級文武官員,一律按吉服、禮服、行服、常服并包括甲胄在內,繪制成圖,載入《會典》,且告誡子孫、臣屬不可輕革舊俗,不可逾矩。

              在滿族所統治的大清王朝中,北京地區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普通民眾的服飾都與前朝有很大不同。晚清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記載:“里面走出一個客來,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長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對襟馬褂。”[18]文中所指的對襟馬褂是一種短上衣,是清代男子較為普遍的一種裝束,由于這種款式適合騎馬而得名。清代趙毅《陔余叢考》記載:“凡扈從及出使者皆服短褂、缺襟袍子及戰裙。短褂亦曰馬褂,馬上所服也。”《清稗類鈔》記:“馬褂較外褂為短,僅及臍。國初,惟營兵布之。至康熙末,富家子為此服者,眾以為奇……雍正時,服者漸眾。后則無人不服,游行街市,應接賓客,不煩更衣矣。”從這里的記載可以看出在雍正之后,馬褂逐漸普及開來,成為滿漢官員都可穿著的一種服裝。同時,在女性群體中,旗袍是清代女子的主要裝束。這種在滿族群體中盛行的袍服最初是為了自己能夠適應東北地區的生活方式和氣候特點,早期緊窄合體也是為了方便騎射打獵。在滿人自己的族群中,婦女的服飾的基本式樣為:大拉翅、長至腳踝的寬松旗袍、馬甲、花盆底鞋,基本造型為直身、平袖、大襟、右衽。這種獨具滿族特色的女性服飾在漢人群體中是很少能夠見到的,一是因為身份象征,二是漢人并不習慣頭戴大拉翅且腳穿高底鞋。

              幾百年在男女服飾上本應是嚴格規定的各級式樣,但隨著近代西方文化帶來的沖擊,一些等級觀念逐漸模糊。北京地區由于一直處于傳統風尚的框架內,加之頑固派和維新派之間的不斷斗爭,在北京地區并沒有呈現出諸如東南沿海地區大肆效仿西洋文明之風。特別是在19世紀末的前幾十年,很少有人敢公然數典忘祖,穿用西人服裝。有一些貧窮的洋人家仆、馬車夫、乞丐之流,才會撿拾外人扔掉的舊衣服穿用,為人所不齒。即便是在通商城市街角處看到一兩個居留外洋回國的華人穿著西裝,也同樣不被人看好[19]。康有為在1898年向光緒皇帝上書《請斷發易服改元折》,其中認為“西服衣制嚴肅,領袖白潔”,改穿西服短衣可“發尚武之風,趨尚同之俗”[20]。但是在維新運動當年,無論是前文提到的身體解放還是關于剪辮易服,慈禧太后的反應則是,“小子為左右螢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壞之,如祖宗何?”[21]在光緒帝欲真正實施斷發易服制度的詔令一傳出,旗人的反應極其強烈,對他們來講,剪掉辮子就是否定了滿族人在中國的統治,終止了滿人征服漢人的這一事實[22],讓女子效仿男子走出家門,就等于將女性的貞操隔離[23]這一千古事實打破。之后在康有為回憶錄中提及,“德宗神武,決欲舉行(斷發易服—引者注),大臣剛毅等力爭,太后不悅,未幾而政變事起[24]。以慈禧為代表保守勢力的反對最終在這一次維新運動中沒能使這一措施得以實施。也是在1900年新政實施、留日學生漸增后,服飾變革的呼聲才再次高漲起來,并以此作為重建文明的標志。

              維新人士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要維新,維新就必須大力倡導“西學”。強調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來達到民富國強的目的。社會學在維新運動期間傳播也加速了這一目的實現。1897年譚嗣同在《仁學》中說:“于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譚嗣同口中的“社會學”在當時經常使用的是“群學”,用以代替“社會學”[25]。其中所說的“群”,實際意義即指的是有組織形成的“會”,并由眾多的“會”構成的社會、國家,其宗旨是把封建統治下零散的小農經濟社會改造成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社會,并通過這種形式以加強中國人民的凝聚力一致對外。在戊戌時期,北京地區所成立的學會如下表。

              維新人士通過“會”的形式培養變法人才,提高民族素質,在京師的學會雖然在變法失敗后被禁止,但是活躍了社會風氣,社會大眾開始認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大量產業除了是一部分商賈、士紳、地主為貪圖利益去不斷侵占的地盤,同時還有大量在之前擁有特權、且鄙視商人的官僚士大夫群體。到了19世紀80年代,官宦士大夫經商在北京并不罕見,如有文獻記載:“本(光緒)朝士大夫無不經營生計,其風自閩、粵、江、浙沿海各省開之,浸及于京師。”[26]雖然戊戌變法很多內容被廢除,但是鼓勵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一措施在社會中一直處于增長的態勢,一些官宦士紳投資于工商業,兼營實業,買辦、商人、工商業者、工廠主、企業家、商家店主等人數日益增多,城市工商階層日益壯大。這種情況的普遍,在清末農村土地資源短缺、自然災害頻發和外國勢力侵略的大環境中也為更多的中下層人提供了謀生的機會。這就促進了城鄉二元結構的互動,使沿襲小農經濟生活方式的農村地區,開始出現以城市為中心向外緣農村擴展的狀態。戰亂災害之年為了自身生存的農民并不會關注社會變革的各種新思想,但是會考慮獲利謀生的手段,以此作為中國社會主體的農民的觀念得以啟蒙,城鄉地區的互動也逐漸去改變民眾的生活方式。

              三、戊戌失敗對社會大眾影響

              從維新運動的參與人士來劃分,可以將這個群體劃分為三個部分:由士大夫過渡的知識分子;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影響的官僚階層;上層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這三個群體之間又有著相互緊密的聯系,知識分子提供思想導向,資產階級供給財產支撐,官僚階層聯系軍隊組織。而在維新運動中最主要的改革集中在官制上,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對舊官制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進行了一些嘗試,這些嘗試是最能夠觸動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根基的,所以引來了他們的拼死抵抗。

              戊戌變法是在“民智未開”的條件下進行,雖然戊戌變法在京師是一次失敗,但是也絕不能算是完全意義上的失敗。這次運動帶來了思想的激蕩,在這一過程中,作為變革新方向的主要工具即新學堂的產生對之后的影響極為深遠,尤其是京師大學堂的建立。盡管這場運動并沒有完成它的政治目標,但是它所帶來的思想變化對整個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著廣泛且深遠的影響,最主要的就是在維新運動時期,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篇章。維新時代大量西方思想的涌入,使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探索西方文明與傳統儒家思想體系的異同,且不斷從中尋求可以改變現狀的新方向,在這一過程中引起人們社會態度的變化,加深了社會大眾對帝國主義和清政府本質的認識,進而對社會也產生了新的情感,僵化閉塞的社會心理模式在戊戌時期得以打破并推動社會下一步的變革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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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北京服裝學院
            原文出處:劉玉琪.戊戌變法與北京地區社會生活[J].蘭臺世界,2019(11):116-119.
            相關標簽:戊戌變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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